故城县股票配资陈济棠自传稿（一）

发布日期：2024-11-17 23:39 点击次数：57

故城县股票配资陈济棠自传稿（一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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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济棠自传稿（1）

[原刊于台北传记文学总148期]

一、家世述略

余于民国前二十二年（公元一八九0年）正月二十三日寅时，生于广东防城，河州峒望兴村，据云母分娩时难产，历时二日始出世。父金益公字谦受（为取满招损，谦受益之义）务农为业，终岁勤劳，胼手胝足，尚得温饱。母邓太夫人，为河州大田村人士，出自当地望族，十九岁于归余父，主持家务，节俭勤劳，相夫教子，碌碌终生。

兄弟同母者多达六人，尚有济集、济南二弟出自继母林太夫人，在农村社会中，自属人丁兴旺，余为同母中最后一人，而长兄年龄相差甚遽。

长兄济华，年七岁时因出痘，毒落其足，竟成残废，父忧其不能自立，惟有养其终生，而母则主其读书，兼习医卜星相，后设塾教学，凡二十余年，余曾受教门下，实乃兄长而兼严师

也。

二兄济隆，自幼佐父稼穑，及长，兼善土木工作，故居茅坡新宅之落成，即系二兄劳心劳力，亲为设计之产物。

三兄济岳，代父勤劳，致力耕种，惟其体弱多病，未及壮年便撒手人寰。

四兄济恩，天赋聪颖，于科举时代曾取过功名邑庠生。端午时节参与当地龙舟竞渡，以不谙水性，舟覆河中，被溺，时年四十有一。

五兄济湘，（字维周）长余四岁，稍长即离乡改读学堂。防城僻处边陲，曾祖炳传公原籍广西省博白县，因该处地狭人稠，乃向外发展，四度搬迁，历尽艰辛，始定居广东防城河州上峒之大田村，胼手胝足，兴家立业，为本族之开基祖也。

炳传公有四子，（采祥、采礼、采信、采儒）采信公则为余祖父，后由大田村分居望兴村，开辟耕地，辛勤稼穑，娶祖母何太夫人。采信公有五子（金芳、金益、金秀、金湘、金鸿）父居其次，以耕读传家，故余自幼，即习于农村生活，十四叔金湘公在村旁设馆教学，六岁母即送余入学启蒙，每日且携麻篮至馆，伴余就读。幼年余性尚聪慧，每日课业，可比侪辈早熟，提前在一二小时内完毕乃携余及早返家，举炊及饲喂牲口。

陈济棠自传稿（2）

二、童年生活

光绪十一年，适法国侵略安南，清廷派冯子材率兵救援，广西提督苏元春亦率兵入越归冯子材指挥，清廷与法和议后，割让安南与法，苏元春回师驻屯于河州峒望兴村吾家附近，余见其威甚盛，心窃慕之，径往求见，为卫士阻不得入，乃放声大哭，时苏元春适在室内洗足，闻余哭声询问究竟，乃饬卫兵引见，垂问姓名、父母、兄弟及读书诸事甚详，余一一作答，了无惧色，大受元春宫保之嘉奖，而以宫保相期许，并赏给银元一枚，卫士亦赠猪肉一碗以示慰问，长辈为此莫不引为惊异。余返家卽将银元交由母亲收藏，余自幼及长，凡属长辈所赏赐莫不如此，从未私自积蓄，亦未私自浪费。

幼时好动，常喜与侪辈作兵战之戏，多以竹木棍作为兵器，番薯芋头生果乃为军粮，有时以饭焦作犒赏，率领侪辈以嬉戏相抟为乐。九岁失恃，母临终时农历二月卅日，知余骤失慈爱，必极痛楚，嘱余停学一年，以免增加痛苦。在此一年间，幼小心灵所受之创伤，实乃毕生所无法弥补者。常于每日下午三、四时后，卽至大门前席地而坐，盼望母亲魂返归来，亲戚乡人见之辄加抚慰，倍感悲恸。及后每周母忌辰，必素食以志哀思，并以未获报答母恩为生平最大憾事。

十一岁，随父迁居于罗浮峒茅坡村高营社，至十二岁卽为大兄济华代馆并写字格出卖，每张出售铜钱三文。十四岁，听讲各种经书，十六岁，应考义课会（此为地方父老奖励读书青年而设者），忝列第三，颇以才名闻于乡井。十七岁，随胞兄维周入防城两等小学攻读，校在县城，距家百余里，寄宿校中，本邑地方偏僻，学校成立之迟不难想见。

三、投笔从戎

民元前五年（公元一九0七年）入钦县警察讲习所，六个月毕业，同年考入陆军小学校，次年春，由邓仲元（铿）先生介绍，与同班同学邓演达等秘密加入同盟会，从事革命运动。武昌起义后，邓仲元先生入淡水，余与邓演达等卽赴香港，正拟赴淡水随邓仲元先生进行革命，时张鸣歧任两广总督，本党同志函电交趋，迫其离粤以保其性命，总理在美国，亦电劝其离粤由胡汉民先生接任都督，民元前一年（公元一九一一年），乃兵不血刃而光复广东。民国元年武昌起义后四十余日内，闻风响应者达十余省，旋在广东成立陆军速成学校，并收容吾等为革命而逃亡之青年入校受训，俾资深造。

陈济棠自传稿（3）

民国二年，讨袁失败后，余已毕业于陆军速成学校，继革命意志，暂时依附琼崖督办陈荣廷任中尉差遣员，拟藉陈氏为掩护，候机革命，当时待遇颇优，但后因见督办公署职员吸食鸦片者颇不乏人，共有烟枪十余支，认为腐败不足以言革命，乃辞职，复入苏汝森团任机枪连排长职务，常以剿匪为名而报销子弹，储备以为革命之用。后苏汝森为龙济光所杀害，乃将前储备之子弹推落井中而辞职他去。时值黄值生任琼崖督办，乃复返琼，拟藉黄氏以为掩护，潜伏从事革命工作，黄氏知余为革命青年，乃不敢信用，不得已离琼返广州，并改姓何，彼此认亲，潜伏子璧军舰大副丁守臣家中，盖其妻亦姓何，藉以掩护。余怂恿其任中区司令，自任副司令，并接受香港邹海滨（鲁）先生指导，而以黄质文担任联络。

民国四年，余介绍罗侃廷与邹海滨先生认识，共谋倒龙济光，邹氏派罗侃廷往汕头运动军队，因事机不密，被龙济光部潮梅镇守使马存发所杀害。民国五年春夏间，余在广州得知派往运动龙济光军队而被杀害之同事为数甚众，黄质文亦因从事联络工作不幸事泄被扣，因而决定由丁守臣率领海军宝璧舰及江大舰起义，余率陆军，约定时刻，以鸣炮为号，共同起事，惟因海潮退落关系，宝璧舰须由江大舰拖出始能行驶，然江大舰无法拖出宝璧舰，乃自行驶走，因所约时间已过，兵舰不发炮卽逃至香港，致牵累陆军无法起事。时魏邦平在港，适此两舰因革命到港，乃乘宝璧舰率江大舰返穗，与龙济光谈判，请释放革命同志，因此黄质文亦于此时获得释放。

此次起事失败后，讨袁之举乃风起云涌，未曾稍戢，但各地革命组织多被龙济光所破获，同情革命而被杀害者甚众，余迫不得已，乃赴香港嗣转肇庆，任护国军第六军林虎部第十六团少校团附，原来之护国第六军卽滇军李烈钧，亦出广西会同陆荣廷部进行攻广东之龙济光部，部队进攻将至石井兵工厂时，龙乃讲和，军事结束。林虎乃电荐其参谋长成晃任钦廉道尹，

林氏自任高雷镇守使，余随返任道尹公署视察委员。阅数月，成晃复任北伐军司令，出南雄、始兴，余随任少校副官，因见副官又处长万某虐待夫役而呈辞，并将其虐待夫役情形报告成晃，卒将万某撤职，此后卽在广州闲住约半载，闭门读书。后林虎部之第二团营长陈德平邀余任连长，陈氏曾在第十六团任中校团附，与之有同事之谊，彼认为该连乃极不易统率。

陈济棠自传稿（4）

盖其内部曾有卅六人为土匪出身，野性难驯，指挥不易。余初到职之日，卽召集各班长训话，集合之后，其中有一人请求离席，乃知其心有不服，故藉他去，但亦故作包容，以和悦颜色向该班长曰：「汝未吃饭则可先去吃饭。」仍继续训话，余先用怀柔方式以教士兵读书写字，施以教化及恩惠。后有伙夫偷米出卖，经察觉后，乃严予惩处。起初，士兵们认为可欺，不善领导，自此之后，士兵心理改变，始一切听命。

五个月后，奉调阳江儒洞剿匪，时阳江匪势甚炽，余剿抚兼施，卒以六个月时间，平定阳江西水一带匪患，旋接受阳江县长委托，协助地方兴办学校、启导民智、整顿警察、训练民团绥靖地方、开辟交通以利民行、改良洞市政，一时政风丕变，人民称道不已。翌年升为营长，调阳春剿匪。

适值民国九年闽粤军回粤，余调所部出阳江，会合陈眞如（铭枢）营及李昆岩营，独立而自为统领，陈眞如任司令，李昆岩仍任营长，出西江会同魏邦平部，在莲塘径堵剿莫荣新残部迭有斩获，时邓仲元（铿）先生任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长，乃调余任第一师第四团第一营营长，驻四标营训练。

邓先生原为陆军小学时之教官，除师生之谊外尚对余练兵认为有办法者，每周召见一次，垂询练兵方法，在精神上不啻成为邓先生之助手。当时练兵要点，着重于「思想」及「战术」之训练，使部队学校化。亲自指导班、排、连长，使之认识三民主义增强革命信念；一方面另拨小部分公费，使之从事生产，如编织草鞋、种菜、养猪等，并鼓励节约储蓄。定每晚九时前，必以半小时会商翌日训练之重点。其它二、三两营营长，亦为旧日同僚，且系同学，故每晚亦必会谈二十分钟研议训练事宜，由此第一师第四团之训练基础因而奠定。

民国九年，粤军讨广西时，沈鸿英反攻，曾攻入连山县一带，粤军第二军之一部，在北江方面败衄，邓先生调第四团加入作战，余以区区一营之众，在阳山城北之高地，击败沈鸿英一旅之师，邓先生至为嘉许，后复用全团乘机追击，战果辉煌，邓先生认为此乃余训练之成功，犒赏第四团五仟银元，是为统兵以来又一次殊荣。

四、陈炯明叛变

民国十一年三月廿一日，邓仲明先生在广州为陈炯明所谋害，总理撤陈炯明职后，卽由桂林组织北伐部队，明令粤军第一师及第二军任前锋，出江西赣县，势如破竹，锐不可当，第四团攻赣县正面之王八岭，时值夏季，雨水连绵，攻赣州历时十一日始迫城而入。王八岭之役中，第四团第二营营长李时钦阵亡，此时陈炯明正急与北方吴佩孚等联合谋叛，

陈济棠自传稿（5）

六月十六日，竟炮击观音山大帅府总理避赴永丰舰。胡汉民先生乃至赣州，请北伐军回师击陈炯明，第一师由三南入连平、和平，经老龙回粤。回老龙后，陈炯明卽派人前往运动，当时致送第一师每团团长五千元，而第四团则由陈炯明特派秘书黄居素携亲笔函致团长陈眞如，并面洽。

黄居素云：「奉陈炯明命来慰劳第一师各部队，每团致送慰劳金五仟元。」陈眞如则问余：「此款可否接受？」余答谓：「如接受，须听命陈炯明，否则须听总理之命令。」彼答谓：「此乃理所当然。」余谓：「不然，盖吾人从事革命，有吾人革命之见解与立场，绝不能见利则改变吾人之革命意志，而去接受陈炯明之命令，且陈是总理撤职之人，更绝不能接受其命令。」惟微察眞如之意，是欲接受陈炯明之命令，并欲升任旅长，故最后余则谓：「接受命令攻击第二军乃是反复之人，非革命军队干部之行为也，此钱不可接受。」真如反问，「接受钱后又将如何？」余谓：「接受钱，仅表示团长个人接受，而非全体官兵接受，可先将部队向第二军靠拢，将来如何在作打算。」

之后，当部队开至翁源时，第二军团第一师第三团（陈修爵部）取道广州转北江、马坝，加入攻击后，已被陈炯明击败。第二军不得已，乃调往福建，陈眞如对于此次事件，事后认为自己革命立场不够坚定，引咎自动辞职，乃由余接任团长。余接任后，卽将部队移防肇庆，为表示革命气节，在任内期间，未与陈炯明晤面。忆余驻防肇庆时，熊略与陈章甫赴梧州布防，顺道至肇庆访余，此二人皆余之老师，当时熊氏任前敌总指挥，陈氏任第三师师长，余于款待席中曾问彼等革命前途是否有望，彼等则反问余之意见。

余谓：「如不责怪，方敢直言。」彼等答谓：「必不见怪。」余谓：「就军队干部言，革命前途可谓毫无希望，如八旗会馆内，有不少高级军官，穿着制服流连于嫖赌，实感不成事体。军队中风气如此，尚有何革命之可言？」熊氏谓：「汝有所不知，此乃普通之社交应酬而已。」余谓：「就革命立场言，何贵乎有此社交？」熊氏谓：「世间能有几人如汝者？」后又问同席之第一师工兵营长邓演达，对余之见解如何？邓氏表示深以为然，彼等认为此乃不经世之谈，因此余从来认为要革命必须创造环境始能成功，如不创造革命环境，树立革命新风气，则难有希望。此后不久，因纸币贬值，军费无法维持，陈炯明乃通令各军自筹伙食，一星期后余接获命令，乃召集营长开会云：

陈济棠自传稿（6）

「此谓自筹伙食，卽暗示要吾人开赌而已。余全体官兵，宁可食粥而不愿开赌，并建议全团官长，校官以上不要一个月薪水，尉官不要半个月薪水。」卒照案通过，并决定不开赌以维军誉。工兵营邓演达见余如此，亦照余之办法，不要一个月薪水，并食粥一星期以渡难关。

民国十一年底，适值滇桂军奉总理命入粤讨伐陈炯明，当时总理派余同学李仙根携港币三千元给余，嘱余至时响应滇桂军，余拒不接受，李氏谓：「不接受此款，是否听总理之命？

余谓：「余必相机行事，请汝善为回复总理，且接款项容易泄漏机密，不必以余为虑。」其后，当滇军桂军行将东下之际，陈眞如忽自南京至广州。余托中校团附戴戟携款三百元转交眞如，嘱其速离穗，前往南京暂行隐居，并表示余已决心独立，响应滇桂军，本团由余负责一切，请其不必过问，候时机至时，当请其复出。其后，因卓仁机之第一旅，始终离革命军队之目的太远，卒将该旅解散，重新整编改组，请陈眞如出任旅长，以实践余过去之诺言。余半生来，无论对友人乃对社会重视信约者，举此一端卽可知其梗概矣。当滇桂军逼近广西大浮江口时，余团卽奉命调至梧州增防，临行时曾向邓演达秘密表示，邓氏甚表赞同。时张发奎在第二团卓仁机处任营长，驻防德庆，余征得邓氏之同意后，乃余经过德庆时，将余之决心告张氏，张氏亦表赞同，并谓惟余之命是听。

待至梧州时，前敌总指挥熊略及师长陈章甫召集军事会议，欲在梧州实行布防，余为实行原定之计划，表示反对守梧州，主张撤退至肇庆，再与滇桂军作战，在会议席上，陈章甫对余之意见甚表赞成，因此计划乃得顺利进行，待撤退至广东封川江口时，陈炯明卽电责陈、熊二人因何不守梧州，陈氏接电后极表忧急，曾语余将要跳水自杀，余劝其力持镇定，不必过分忧急，盖如此死法实属不智，越数日，时值民国十一年除夕，余以时机已至，乃于封川江口之豆腐坑口宣布独立，并将部队调至梧州火山，响应滇桂军东下。时张发奎在德庆，闻余独立，卽率第二团之一营宣布响应，卓仁机全团曁其余两营亦采取同一行动，邓演达在肇庆闻讯，乃将部队调至德庆，与张发奎联合行动，因此陈炯明叛逆最后崩溃之命运卽由此决定，革命之正义亦略见申张矣。

民国十二年一月十日滇桂军顺利东下，直达三水，当卽调余团攻击三水河口，此地原有陈炯明之部队陆兰培一团防守，余派人嘱其投降，否则开炮击毁其所住，陆氏遂遵命投降，其余与滇桂军接触之陈部亦稍战卽退，此后，与陈炯明部队卽无任何战鬪，旋与滇桂军直抵广州。

陈济棠自传稿（7）

五、伐沈之役

滇桂军至广州后，强横跋扈不可一世，余认为革命事业至此，如非另找出路，卽无从挽救广东与国家。因此，卽主张将第一师之部队调至江门（此际第一师部队祇有两团一营）。时陈炯明残部之陈德春部，亦驻防四邑，响应独立，在江门包烟包赌无恶不作，余见当地环境如此恶劣，又将部队移至新会大泽、以免与陈部混杂。但求为地方清除军阀残余，乃决定驱除陈德春，旋以一团之众，于江门将陈部解决。自此以后，第一师始有基地，部队给养始有所出，因而得以从事整训。三个月后，并恢复第一师番号，由李济琛任师长，卓仁机任第一旅长，余任第二旅长。

忆当时恢复第一师番号时，总理原要余出任师长。但余则另举陈可钰、李济琛两人，请总理任选其一。盖余认为，余曾为陈炯明部下，陈旣叛变，余虽坚定余之革命立场，未与同流合污，假若以此升官，诚恐不易为后世谅解，故特举此二人请总理选任之，但陈可钰以胃病力辞，卒以李济琛出任。其后，总理谓余：「对此事如此主张，将必有后悔之一日，旣要革命，又不肯多负责，殊属不智。」此后证诸事实，总理确不失为先知先觉者也。

盖后来李济琛引用伍观淇、张难先等于师部任参议，用吕一谔为鹤山县长，总理认为此辈均非革命者，何足以言革命？余乃将此情形告知李济琛，并往劝伍等入党，伍谓：「如总理不反对孔孟学说，则可入党，否则绝对不入。」余将伍之意见报告总理，总理谓：「三民主义，乃继承孔孟一贯道统者，如何会反对孔孟？」后余将总理之意转告伍等，乃同意入党。至鹤山县长吕一谔，总理认为是买办阶级，不能委以县长之职，旋李济琛亦将其更换。

时沈鸿英勾通北洋军阀吴佩孚，总理乃命令讨伐，滇桂军负责解决驻穗沉部，第一师则奉命围攻肇庆，攻击历时一周，仍不能下，蒋介石先生任大本营高级参谋，奉总理命，通知第一师谓：「吴佩孚之方本仁部已进至南雄附近，如肇庆再不能攻下，则大局危矣。」余向蒋先生表示：要求拨调工兵地雷队以便攻城，待地雷队到达后，余卽澈夜挖城，以步兵掩护，一夜之间，卽将城墙攻破，俘虏沉部旅长黄振邦。入城后一个月，方本仁部卽攻至英德附近。余卽奉命调往英德，协助滇军截击，旬日间，与滇军合战，将方部击败。是役，在东瓜岭附近，余指挥第四团及独立第一旅杨锦堂团，战线正激烈时，杨团士兵退却，余在东瓜岭之正面一牛路之小窝督战，促杨团士兵前进，杨团长在半山离余十余丈地，见状卽匍伏而至曰：「旅长，该士兵等俱是余团士兵，

陈济棠自传稿（8）

请旅长转赴半山余之位置，余在旅长之位置以便阻止士兵退却。」余依杨团长锦堂之意，与其互调位置，旋不及十分钟，杨团长卽在余之原位置阵亡，是役无异杨锦堂代余一死，殊可悼惜。嗣后，我军反攻，正拟进行追击之际，余手执地图，口授旅部参谋长陈培鎏下达追击命令，不幸陈氏亦中弹阵亡，更为悲悼！后由徐景唐介绍余汉谋接受参谋长，部队调回肇庆驻防。

余自返肇庆后，总理为打开革命局面，复派余与卓仁机部攻沈鸿英驻防梧州之部队，并谓：「谁先攻下，卽将梧州交谁。」结果余部祇在封川江口与沉部接触战鬪一次后，卽势如破竹而

先达梧州。入梧州后，余卽返穗晋见总理，报告攻取梧州经过，并表示余决不要梧州为防地，请不必下命令，并向总理建议云：「革命者不可有地盘思想，否则有碍革命之进展，以后请勿轻允谁先攻下某地卽给某地与谁驻防。但余因在豆腐坑口独立时，全团官兵行李均告损失殆尽，乃请求总理发给五千元，以为补偿」。

经理云：「汝不要梧州为防地而要钱，余可照批，但款将由何人支出？」考虑再三，当时粤省一切税收均为滇桂军所把持，大帅府财政困难确为事实，时廖仲恺在外厅候见总理，闻此，乃入请总理照批，款可由渠筹交，并对总理云：「渠在江门、肇庆、梧州等地，不特不要钱，管理财政人员不轻易推荐，实应照批，但约定必须分三数个月，始能交清。」余亦唯唯应之。

当时，余虽在西江，但大帅府之警卫责任，实由余负责，先后曾派兵增至一团保卫大帅府，以防滇桂军作恶。盖第一师之战鬪力量颇强，滇桂军虽强横亦不能不有所顾虑也。据余守卫之部队长报告，有一次总理在元帅府召集滇桂军高级将领会议，总理曾云「我请诸位来到广东是为着革命，是为着救国救民，并不是请你们来蹂躏我家乡。」足见当时滇桂军之腐败及总理革命历程之艰苦也。

六、江西督办公署

自梧州收复后，由于余不要以之为防地，乃成立西江自梧州收复后，由于余不要以之为防地，乃成立西江督办公署，由李济琛任督办，邀余兼任参谋长，时古应芬（湘勤）先生任大本营驻肇庆行营主任，冯祝万任财政专员，为期财政方面能得有力之支助，原拟请余以伯南别字，兼任黄岗税厂总办，或交余兄（维周）办理，余深以为不可，卒却之。

陈济棠自传稿（9）

自兼任西江督办公署参谋长后，卽决定扶植广西军事力量，以安定革命局势。时黄绍竑曾率民兵七百余人前来投奔，乃将在西江历次战役中所获七百余杆枪支与之，编成一独立旅，由黄氏任旅长，是为扶植广西军力之起点。自此，西江一切收入，一方面用以建设梧州，发展教育；一方面则用以扩充广西军事力量，逐步将黄旅扩充至五团之众。

五个月后，卽拨所有库存九万余元与黄旅为军费，攻下浔州，在革命军未设政治部之前，曾于梧州组织革命军人同乐会，由余与林翼中、李扬敬担任三民主义讲授，以加强官兵对于主义之认识，越三个月后，所有班长均能登台演讲，收效至大。

忆本党改组时，总理一方面感滇桂军之腐败，一方面容许他党党员之入党，曾秘密嘱余将第一旅编足五万人，枪支由总理徐图设法补充，意卽以第一师为革命主干。然第一师卓仁机部素质甚差，所到之处，唯利是图，到处包烟庇赌，既不肯打仗，又无牺牲精神，当吾人攻下梧州时，卓卽以其旅部名义，将梧州所有财政机关标贴占据，并云：「余所占之财政机关，汝若需要时，均可让汝。」余谓：「总理将整个梧州与余为防地尚且不要，何需占据财政机关？」因此，卓卽分别荐人接办，余以督办公署参谋长地位，均未予批准，卓极不满，乃自请调返四邑驻防，以便为所欲为，不得已乃将之缴械解散，由余旅抽调干部，另行编组，成立两团，邀陈眞如任旅长，第一师至此已有七、八团之众，兵力至为雄厚。

时总理在上海说服他党，认为中国国情不适宜行某主义，祇能行三民主义，因而本党改组，收纳他党党员为国民党员，余亦首先主张赞同，廖仲恺因见余亦主张收编他党党员，拟于本党改组后，卽辞去省长职，而专任党的组织部长，余亦表赞同。时汪精卫、胡汉民两人均尚在上海，余问总理：「彼等何故不返来广州？」总理答：「彼等不主张收编他党党员，故不返穗，可由其自便，暂时不必理会。」余则谓：「本党旣收容他党党员，对于本党旧日力量反形分化，实有害而无益。」总理对余之见解深以为然，乃亲笔书函，交邓泽如寄发邀汪、胡返穗，汪、胡南返后，廖氏卽辞省长职，专任组织部长。总理自本党改组后，为欲使段祺瑞合作，乃应邀取道日本而北上，民国十四年一月廿六日不幸因病危而入协和医院。

陈济棠自传稿（10）

总理入医院后，余乃决心将广西局面展开，以分总理之忧，故决由梧州返广州，同行有黄绍竑，以便介绍其入党，另则向粤军总司令许汝为（崇智）以请假二周为名，再向广西方面展开攻击。时廖仲恺对余介绍黄氏入党颇持异议，曾云：「民国以来，革命至今，广西同志不变节者，除马君武一人外，大多夤缘时会，投机变节，均不可靠。」余则以为，值此动荡之际，应酌扶广西人员治理广西，后卒由廖氏监誓介绍黄氏入党。

至于请假两周以攻击贺县之举，许汝为当时颇不为然，余乃请胡汉民、廖仲恺两先生帮同向许氏劝说，以余之请假全为革命着想，亦非个人之行动，应请予以照准，卒获许氏同意。于是，余卽由梧州率兵三团出发。至第八日攻至贺县、八步，交黄绍竑接防。当时黄绍竑所部亦由浔州、大河前进攻击，依期返梧州候命，时广西局势已定，李宗仁率民军数营人出而与黄绍竑、白健生等合作，彼等联共拥李氏为领袖，广西乃进入一新局面。

余此次广州之行，有两惊险事件颇足一述：一、为西江遇险余由梧州起程水路进发，将至德庆附近，入夜狂风天黑，航路难辨。火轮所拖之紫洞艇被礁石撞穿，突起变故。全船纷乱之际，余尚力持镇定。高呼同船之黄镇球、黄绍竑、陈杰夫诸人，先行攀登船边，余仍在舱内，遂致随船沉入水中，自念身经百战皆能幸免，此次除非祖德有灵，否则必死无疑矣！浮沉之间随喊救命！时第一师副官处长黄镇球徧找余不见，乃以竹竿向水间打捞，触及余手，因而得救。

另一为陈天太事件，迨至广州后，到粤军总部洽商请假打仗事毕，于深夜十二时与黄绍竑同返东亚酒店二0五号寓所休息。至午夜后一时，突闻外面枪声大作。余乃问故，黄绍竑答不知。后始悉为黄之卫队六人，在外与欲突击东亚之少数军队开火，斯时余之卫队，全在南园酒店未参与戒备，余不待穿衣，随卽携手枪出窗口，一望见后房有一铁闸，向后卽为一走廊，余乃偕黄氏越铁闸而过，沿走廊直走约一百公尺，卽见有一房间尚露出灯光，卽与黄氏入房间暂避，其内祇有一女人，见余等突如其来，乃大惊。

余谓：「余乃东亚酒店客人，因闻外面枪声而逃避者。」嘱其不必惊慌，询之始知此乃东亚工人之住所。不久，见其丈夫高义安返，乃告知其所以，黄氏出二十元港币，向高氏买一件衣服一对布鞋与余暂时穿着，始由高氏带余等由后门逃出。街外遇见警察一班，询之乃属第七区署者，余乃表明身份，由其带往区署后，卽嘱七区署长下令全区戒严。

陈济棠自传稿（11）

并与公安局长吴铁城电话联络，吴氏卽派卫队及车辆，接余等至粤军总部休息。翌晨，廖仲恺先生与余等见面，卽哭谓：「以为汝遭遇不幸矣！今幸而无恙，不禁喜极而泣也。」当余初至广州时，原拟住南园酒店，后据黄绍竑之驻粤办事处主任陈雄云：「住东亚酒店较为适宜。」乃决定改住东亚酒店，如住南园，恐难免遭其毒手矣。

事后查悉，此事乃属陈天太所为。陈乃桂军第七军刘玉山之独立旅旅长，该旅全为收编粤北及怀集一带土匪所组成，军纪极坏，害民不浅，彼等奉命由粤北拟经广州、三水、梧州回广西，余曾建议，拟将之缴械，总理意思是：「旣准其收编成立在先，复令其回桂，碍难再下命令将之缴械。但如认为可行时卽行之，我作此默认可也。」因此，余乃返梧州，后会同黄绍竑，在梧州、火山及都城一带施以夹击，将之缴械，陈乃怀恨在心，遂有此变，故亦足见当时粤局势之复杂不易应付。至于带引余等逃出之高义安，余曾给以中尉职位，使领干薪，迨余任军长时，已升至上尉，亦所以表示报答高君之意也。

七、整萧滇桂军

刘震寰、杨希闵时代，军纪之坏已至天怒人怨，实不足再以为革命助力。民国十三年，总理希望扩军，并成立黄埔军校。

在总理北上之前决心整理滇桂军，某日，廖仲恺先生与余同往晋谒孙总理，总理谓：「在三天之内，将有一大事。」嘱吾等镇定应付。余问：「何事？」总理谓：「决定撤换杨希闵，藉以整饬滇军。」并谓：「此事祇汝二人及胡展堂（汉民）知之，切不可外泄。」余则谓：「此事似应慎重考虑，盖陈烔明事尚未平定，似不应再撤杨，以免动摇革命基本，且总理指示第一师宜扩充编足五万人，现今尚未达到此目标。」总理谓：「汝等意见与胡展堂昨日所言者均相同，此刻无须多费时间讨论，且展堂随余革命，统计有六成以上之成功。余约其今早九时再来讨论，假使渠理胜，余将赞同其意见。」余等乃告辞，欲找胡展堂先生。

廖氏谓：「可在太平馆侯其车过截之晤谈，一方面可用早餐。」后胡先生至，余等乃共谈撤杨之利害，权衡得失，均不主张率尔轻举。后复由胡先生向总理面陈，卒取销撤杨之议。

陈济棠自传稿（12）

但总理仍谓：「撤杨卽使失败，而祇属汝等军事之失败，而余主义终必成功也」。总理逝世后，廖仲恺先生以杨、刘叛迹日显，甚感焦虑，询余力足讨伐杨、刘否？余答：「第一师及黄埔教导团力量，力足应付，请及早行之。」回忆总理在时，曾拟整理滇军，以余等力谏而止，今滇军竟横行日甚，形同匪类，而须加以讨伐，总理先见之明，弥足景仰。时廖仲恺先生任黄埔军校党代表，余请其与蒋先生商洽，并建议由本师第一旅及其余粤军，联络黄埔各教导团攻东江杨部，本旅则负责解决驻西江之刘部桂军。后得蒋先生与许汝为先生之同意，乃卽以一旅之众向桂军攻击，在石井附近将之解决。滇军亦被友军击溃，会师广州。

民国十四年八月二十日上午，廖仲恺先生于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出席例会时，为暴徒陈顺狙击身殒，考其原因概有下列数端：（1）廖先生赞成总理容他党，并任党部组织部长，党人对于他党分子之不轨行为均归咎于廖先生。（2）间有本党同志，疑廖先生为他党分子者。（3）有时廖先生对军队拘捕他党嫌疑分子辄电以「无论为良为歹应先行释放。」因此更招人疑忌。事前，余曾建议廖先生邀请本党高级人员餐叙，藉以解释误会，廖不同意，并谓：「诚恐因此连你亦被误会，而我亦被人误会更深。」廖先生死后，包罗廷卽藉此挑拨，株连甚大，胡展堂先生自请出国，赴俄考察，许汝为亦被送出国。

八月二十五日，梁鸿楷、魏邦平等阴谋颠覆国民政府，为军校教导营所扣，粤军旋卽改编，本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，李济琛任军长，陈可钰副之，并兼任本军党代表，陈铭枢任第十师师长，余任第十一师师长，张发奎任独立旅长。

时适值第一师军需处长陈劲节，因其家人所开之银号，将获得陈烔明汇款接济，驻北江之川军熊克武部（数千人）证据以告。余及李济琛乃同往谒汪、蒋报告，谈约一小时余，余力陈事机急迫，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分北江、南路同时进击。汪询余力量如何？余答：「陈烔明残部已成强弩之末，熊克武、邓本殷部均为乌合之众，相信我军力量足以应付有余。」并建议本师及独立旅，协同第一军向东江进击。第二、第六两军，向北江进击。第一师向南路进击，而广西之第七军，则以一部出北江，先助二、六军，并以一部出西江，协助第十师攻南路。汪曾驳余，用广西军岂非又有杨、刘再续之虞，余谓：「黄等已加入本党，相信不至遽怀二志，且其力量非大，卽使有变，亦足以制之，请毋虑。」后卒照行。

陈济棠自传稿（13）

本（十一）师于东江新庵一战颇为激烈，（第一师亦占领惠州），当本师追击败敌至紫金时，余奉蒋总指挥（东征军总指挥）之令，开返四邑单水口，增援真如师。而此时第一师之一部，适于罗经埧与敌战失利，余卽决心先援第一师，日行一百二十里，卒与第一师取得联系，战局转危为安。当初抵战场时，曾因误会击伤本部参谋一人，士兵数名。然战役结束，蒋总指挥于劳军宴会席上，曾备极赞扬余本人果断专行，先急后援为至当，并犒赏三万元。

十月二十九日，单水口之危已解，南路方面战局稍有转机。余乃追敌至饶平，然后回师。南开期间，眞如已收复南路，当时邓本殷率残部负隅琼州。余卽与张发奎准备进攻。当行动时，由于船只缺乏，指挥困难。征用木船，于一夜之间埔前港登陆顺利成功，邓部望风披靡，相率投降，十二月二十日遂克复琼州。

八、赴苏考察

时蒋先生已决定北伐，因陈眞如与唐生智有同学关系，乃调该第十师，及由独立旅扩编之第十二师（陈可钰兼师长）出发。整个南路治安交由本师负责，乃一面在钦县收编八师邓本殷部之张瑞贵为补充团，一面进剿各属土匪，时以徐闻山匪最为猖獗，人数亦众，曾派两团围剿亦无功效，后以装甲车进攻，匪始溃散，但迄未能萧清，其余合浦、茂石、阳江各属土匪，则先后敉平，为患两阳最烈之匪首徐东海，亦于是役被我唐拔营击毙，民众称快。

民国十六年春，余以北伐之师既下武汉，南路剿匪工作亦将完成，而南路他党分子却常见越轨言行，乃扥陈眞如据实呈报蒋先生，拟请举行分党，惜未蒙采纳，为趁此履行以前余对邓演达等之诺言，因而呈请辞职以前往苏俄考察。终获畀以国府代表名义，带职率领政治部主任林翼中，暨空军及其它技术人员二十余人，前往苏俄交涉购买军火及训练飞行等事宜。

余赴苏俄时，上海尚是孙传芳部占据。苏俄顾问不主张余到上海候船，直接在广州以港币叁万元，雇一约千吨之轮船，由白鹅潭开赴海参崴。余任旅长时，曾患胃病。唯上船后晕浪卽戒烟，且空腹数日始到海参崴，下船后，不药而愈矣。或因得到充分休息所致。亦一收获也。

抵苏后，我北伐军已克复上海（民国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）并渡过长江，此时，上海工人受他党利用，曾发生停工风潮，国内乃实行分党，于是，苏俄当局态度顿变，拒绝售卖军火，街上发现倒蒋标语。余等通讯已遭限制，函电发出均不得复。惟招待尚佳耳。

陈济棠自传稿（14）

余等旣来，当作一了解。安排行程，先考察苏俄经济。时适实行新经济政策，全神注意增加国家资本，银行、交通、煤、铁及一切重工业，全由国家经营，对于国民极力提倡合作经济。余以此种统治经济，亦卽计划经济，与我民生主义经济宗旨若合符节，当可仿行。但其计划经济之本质是恨，且是极权。而我们民生主义之计划经济本质乃是以仁爱民生为出发点。后曾对胡展堂先生言，亦获赞同。

余出国前，对总理「迎头赶上去」一语不甚明白，及见苏俄大量利用德国及美国技术人员及机器，以发展本国工业，并以三百万美元购买美国飞机发展交通，乃恍然大悟。苏俄合作制度亦颇进步，生产、消费、信用及运销等合作事业均极发达。工人每日工作八小时，待遇尚优。农民则生活较苦，衣食不足，时出怨言。政府乃研究减低农村物价（低于都市），生活得稍为改善。

其次考察一般状况，发觉其对西伯利亚移民甚为积极，每日均有数百移民，每人发给七百卢布，拨车东运，所有娼妓及无家可归妇女，均配给移民。及参观博物馆，发觉苏俄对于彼得大帝遗物非常重视，各地对彼亦备极颂扬，八国联军时所掠我国古物，仍陈列于馆内。

余对苏俄侵略我国之野心早有警惕，极欲呼吁国人注意。时莫斯科尚存「中国城」，余问：「为何不拆除？」答以：「此乃为纪念中国之友谊。」余则认为：此乃因彼政府对我国尚存觊觎之心，欲藉此以煽动俄国人民敌视之情绪。且当时尚有俄军两旅驻扎蒙古，更足显示其侵略之野心。据调查所得，外蒙古驻兵两旅，且远东大学收无数之东北学生及湖南学生、韩国学生、印度学生等，训练无数之国际某党人。当时，余与翼中每于晚间研究，卽证明苏俄仍承继彼得大帝侵略之本质，必将是成为帝国主义者。

余到海参崴，该处住有七、八万中国人，夜间尚有中国旧戏唱演，余等亦往看戏。日间则考察工厂，发现工厂有工资三种，俄人每日工资六毫卢布，日本人五毫半卢布，中国人五毫卢布。如是则知苏俄以平等待我民族者是伪也。

学校教育：中小学采九年制，名为九年学校，目的在缩短教育时间，对于扫除文盲，责成学校担任一切，人员均尽义务。

十数年间，卽已完成此一普及教育及扫除文盲办法，实值得仿效。孙逸仙大学、男女生社交公开，行为秽亵，简直不堪入目。曾拟夜间参观，但遭拒绝，盖此时乃学生满足性欲机会，往往在寝室或在自习室行之，不便给吾人参观也。至于公园郊野，男女性行为更属司空见惯，余亦曾于戏院中被女人调笑，同行者常引为笑谈。

陈济棠自传稿（15）

时邓演达曾介绍自称国民党左派之留俄湘人名欧治者，与余结交。所有言谈，无非某党理论及策略，据谓某党成功要素，有下列数点：

（1）旧社会要整个推翻。

（2）旧伦理亦须推翻。

（3）改革文化。

（4）祇求成功，信义可以不顾。

（5）立功要杀人。

胡先生批评：「呃、吓、拆、杀」乃某党之伎俩，此种行动，实非三民主义所能容，今日思之，益觉可信而有征。如是者，历四个月后，乃决定离俄前往西欧，考察西方国家，藉资借鉴，俄方非但不允余等前往西欧，且强制要求余等入党。余乃与林翼中约定，俄方旣不同意余等往西欧，拟提出返国或往日本，如仍不获同意，则由林氏加入某党作质。后俄方卒同意余等返国。

余于民国十六夏，返抵南京，将分党后俄国所表示态度及考察情形等，向蒋先生面为报告，蒋先生嘱余在总理纪念周公开报告。当时，余本欲将考察所得及认定俄为帝国主义情形印成小册子，公开宣传，后见余在纪念周所报告者，报章亦不予发表，遂乃作罢。余返国后曾与胡先生谈话。当时余以为国民党改组，苏联旣声言以平等待我们，而吾人却不派一代表团赴莫斯科视察，殊为错误，胡先生亦承认此批评之中肯也。

九、斡旋宁汉

民国十六年，汪精卫因不主张分党，乃形成宁汉分裂。余卽; 向蒋先生建议，主张讨伐武汉，对其他军阀，不妨暂时妥协。如是，蒋先生拟要余赴徐州向李宗仁、白崇禧解释，使之明了。余要求给予考虑，待与胡展堂先生商量后，胡先生不主张余往徐州。因胡先生认为关键不在李、白，而在李济琛，故主张余返粤见李济琛，李、白用函解释即可。余在俄时，曾闻某党有攻取广东之计划，特请蒋先生在浦口预备船只，以便支持广东。因此，蒋先生一方面同意余返广州，一方面嘱余去函，将在俄国所得，报告李宗仁、白崇禧。

余返抵广州后，李济琛与各团长，均促余返十一师，但余则要求李济琛、黄绍竑先行通电讨伐武汉后，始允返任，否则卽去日本考察，盖余在俄时旣不能往西欧，极欲乘此到外国作考察，以资借鉴。后李、黄函电往返磋商，历时经旬，始决定通电讨伐武汉，余乃返任十一师长。

陈济棠自传稿（16）

汪精卫见李、黄通电讨伐后，乃实行分党，张发奎（向华）率其第二方面军，取道江西回粤。但至南昌时，其所部叶、贺两师，却行叛变，并与第三军之朱部合流，南进粤东，蔡廷锴之第十师奉令追击，却乘机脱离张发奎部而入闽。旋于九月二十八日由黄旭初即率部前往截击。钱慕尹（大钧）亦率领两师，进驻会昌，但均为叶、贺所击败。钱部在会昌挫败，退至信丰。黄师在雩都不利，转守筠门岭，李济琛乃派「十一」、「十三」及新编第一师（薛岳任师长）往援。余兼程前进，拟予拦腰截击，乃由畬坑入丰顺。薛岳为前敌总指挥，率其所部及第十三师前往，十月抵汤坑，与叶、贺主力遭遇，发生战鬪，经苦战一夜后，适余亦到隍，乃赶速加入作战，战局遂转败为胜。

余师部队因素有政治训练，士气极高，全师官兵，均高叫：「打倒某某党」，「国民党万岁」，「中华民国万岁」等口号攻击前进。战鬪至下午三时，彼此短兵相接，火炮亦不敢发射，战况至为激烈，再苦战一夜后，叶、贺残部，卽向海丰、陆丰退却，翌日，追击至普宁之乌石，始将叶、贺残部三千余人缴械。

余自从戎以来，历经大小战役不少，而以此役为最惨烈，因战事紧急，伤创官兵亦无法救护，除十三师及新编第一师伤亡惨重外，余师追击至乌石时，原有五千余人，亦仅余一千七百余人，伤亡之惨重，于此可见。后余任第八路总指挥时，乃将在汤坑所有阵亡将士，就原地择地集体迁葬，建立阵亡将士纪念墓，以安忠魂。

十、绥靖粤西

民国十六年张发奎（向华）所部抵广州后，因其中有不少为他党分子（叶团），意图不轨，十一月，突发动事变，任意烧杀，市民生命财产损失极大。忆张氏当时返穗之用心，其志在倒李济琛，攫取广东为地盘，以为返穗之准备。余乃联合陈眞如、黄季宽、钱大钧回师救广州，并将剿叶、贺时东路指挥官之名义，让与陈真如，由其负责指挥。

时除张部叛变外，尚有不少部队，由缪培南统率，在龙山，岐岭，铁场一带，与吾等接触，然皆为吾等所击败，所余部队退至西江，整编为一师故城县股票配资，由中央委张向华为师长，后调驻宜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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